王庆海
　　驻地离工地四五公里。通勤车上，老高从不补觉，侧着身翻手机里的试验数据，遇到不对的地方就停住，眉头一蹙，重看一遍，然后把手机扣在膝头，直到车停稳。
　　老高是试验室主任。路基填料、压实度、混凝土强度，这些数据都得从他手里过。工地上的人说，他签字比监理还难。有回我看见他蹲在地上盯报表，问怎么了，他说：“这组和上一组对不上。”后来查出是填料粒径偏大，他当天就让换了。
　　抢工期时，一段路基压实度卡在合格线边上，班组催着往下干。老高把报告往桌上一摊，指头点着那个数字：“返工。”班组长磨，说就差一点。老高等他讲完，语气很平：“数据我出的，字我签的，出了事我担。但你们担不起。”那天压路机来来回回碾了三遍，老高一直站在边上看，没走。
　　晚上他回驻地，工装上全是土。洗了脸坐下来，我递了杯水。他喝了一口说：“其实就差一点点，再压一遍就过了。”手指转着杯沿，“可边上也是边，过不了就是过不了。”
　　问他累不累，他想了想：“还行。”下巴朝窗外一抬，“那片灯还亮着呢。”
　　夜里我常去板房外站一会儿。四五公里外的工地，天边只亮着朦胧的一小片。试验室的窗子透着暖黄的光，老高大概还在灯下写明天的计划。晚风带着土腥气和野草的味道吹过来。
　　通勤车明天七点半还会发，老高还会靠着车窗翻数据，我还会对着我的台账。四五公里的路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刚好够走一段踏踏实实的路。